Raincoat

    一日，父亲将一本上海市的党建杂志置于我的床头，闲来一读倒是颇为感叹。一篇“我们还需要热血青年嘛？”颇令我意外，立文本义自在励志，但却并非普罗大众而是已颇具规模的白领党员。而然想到因为上海外服不接受党组织关系而四处奔波想办法落地自己的组织关系时，难免有些无奈。

    据说，政府是一贯骂不得的，老一辈强调要理性而辩证地批判，我想兴许他们只是隐隐怕学潮重现。最近媒体接连爆出不少公共事件，公权力与民意之争浮上水面，真伪愤青们都纷纷表示欣慰。诚然，媒体强奸民意的本质已经不再像女人胸部那样充满神秘感——兴许只有夜里才能稍稍释放约束，它已经曝露在阳光之下，新老愤青们前赴后继，夺取失守已久的一点点话语权。三俗男郭德纲倒下了（兴许还能站起来），却成就了无数三俗愤青们站起来呐喊，那么老郭真就落陷下去倒也显得悲壮了（但估计他是俗到家了，因此不予理会这种桥段）。

    我们的社会是亟需要愤青的，而且是有文化的愤青。不一定每个都要像韩寒那么帅，也不一定每个都要像王朔那么张狂且跟娘们儿似的爱叨叨。但至少每个人都要知道何为公民社会，都要起码会独立地使用自己数量可观的脑细胞。我们可以不喜欢CCAV，但关键时刻应该是连屁股都能想出哪些是CCAV的核心诉求和利益共同体；我们可以是积分（入党积极分子），但最好别发生被问及何为犬儒主义何为功利主义时就顿时傻叉的情况。和平年代，我常常苦恼雄性激素无处安放（雄性激素除了OOXX之用，亦是勇气和革命动力的诱导因素），后来我发现，这种苦恼不是一个人的，而是一个集体的，一个十几亿人的集体。试想，一个这么大的集体若是没有合适的办法和通道去正确释放并利用这些激素，那么结果只能是集体手淫后疲惫无力地坐吃等死。

    我严肃地认为，大多数愤青是认为中国还有救，因此往死里骂那些狗血官员、政客、媒体、愚民等等。就像妈妈在孩子干坏事之后往死里骂孩子一样——这个时候若爸爸出来阻止妈妈不让她骂，要么孩子他妈不是亲妈，要么孩子他爸是个傻叉。

    关于去京赴沪的问题，我并不知道还有什么太多能够拿出来说明的，盖因为我觉得我的行为的本身并不具有什么积极作用或者深刻的寓意。可是，你也知道，事情有时总没有你想象的那样简单（或复杂）。午后，读《一财》上关于唐家岭的文章，觉得倒是可以借此作一些更深入的思考。

    唐家岭，是北京西北五环外的一个条件落魄却与北京乃至中国很多边陲小镇并无二致的地方，那里户籍人口也就两千出头，但流动人口却有十几万。上大学的时候，我经常读报，却没有听过“蚁族”这个名词。我在北京待了六年，也没有机会去到那个如今看来令我有些肃然起敬的地方。但当我得知，那边开始尘土飞扬地搞拆迁工作时，心里竟是落寞的。

    一天，邻组的同事因为一个威士忌酒的竞标案询问我一些大的不着边际的问题。“现在的年轻人眼里，什么才是成功？”她说。我的回答并不直接，但我告诉她这个标准还在争论，十多年前中国人认为这个标准无比的清晰，而然现在又不清晰了。当然，这种争论是好的。杂志里有这么一个故事：一个年轻人，在唐家岭蜗居，为了找到一份工作有过连着三天舍不得吃饭的经历。后来理工科出身的他终于找到了一份软件工程师的工作，拿到的工资在唐家岭生活起来竟算得上富足了。像这样的年轻人在唐家岭有几万甚至十几万，他们聚在一起，生活很简单，也很快乐。直到一天，这个年轻人终于买下了他一生中第一套属于他自己的房子，他算了算，要等到他50岁的时候这套房子才真正属于他。然后，他陷入了深深的忧虑之中……

    我们真的不能粗暴而直接地说这个年轻人成功与否。我觉得成功这个词已经被附着了太多尘俗不堪的具象了，给予人们的想象空间又太小。如今的社会，太多人抱怨，太多人沦陷。我们感到这个社会不缺乏制造梦想的氧气，却并没有足够实现它的土壤。我所知道的，有两个人都写过以“我的奋斗”为名字的书，一个是阿道夫·希特勒，另一个是罗永浩。我并没有读过这两本书，但我知道，他们一定在写最具有男性气质的故事。他们并不需要别人赋予所谓成功的标签，他们只是不放弃自己奋斗的试炼。

    我有时候相信，剥夺了一个男人奋斗的力量，也就摧毁了压在他身上的最后一根稻草。唐家岭虽然破败，但是曾经那里的空气里飘荡着奋斗时浪漫而单纯的气息。据说，唐家岭被拆迁之后将盖起一幢幢标准化的公租房和廉租屋。而有不少当时在这里生活的大学毕业生表示未来会努力回唐家岭买间房。这真是个美丽的故事结局。欧，不是。我其实想说，关于更多或许不再会唐家岭的人们。离开了，并不意味着就是故事的结局，其实，他们正开始续写自己另一个人生奋斗故事。所以，我说，每个男人心里住着一个唐家岭。

拆迁中的唐家岭

我毕业后蜗居的地方

    说是自问自答，其实都是MSN或者手机短信中朋友们所关心或者顺口问出的问题。比起张口即来的表达，有时候问答的形式更具有文字美感和真实性。当然，自问自答的形式容易让别人怀疑我患上了精神分裂症。嗨，谁心里没有一两个分裂体呢？此外，列出问答形式，一方面为了满足一些欲问还休的朋友们，另一方面或许过一年，我对现在的回答也会嗤之以鼻，付之一笑，就算作个记录罢了。

• 怎么突然就离开北京了？

• 在上海感觉如何？

    上海是一座很可爱的城市。很可惜，这点你需要去过很多城市且至少在那里认识几个当地朋友，或许才能很好体会。我很喜欢上海的苏州河，曾经臭得发黑，如今竟纳垂钓者。城市，就应该有苏州河一样的质地。而中国则应该多几个，哦不，是几十个上海这样质地的城市。我坚定地认为，这能解决很多如今中国的社会矛盾。

• 上海跟北京最大的区别在哪里

    寻思了半天，玩具总动员三耐人玩味的结局的确是有着与宋词一般的意境。虽然我们的生活周围充斥了太多诚惶诚恐，患得患失的人们，至少我们应该庆幸有皮克斯这样的公司为我们端上一碗碗心灵鸡汤。如果说留白是最高明的艺术手法之一，那么人文关怀则是一部经典乃至伟大的艺术作品所应具备的素质。这样的作品若是被湮没在现今的3D动画片大潮之中，是不无可惜的。

那一个个感情灌汤包

有一次被问到北方的生煎馒头与上海的生煎馒头有什么区别，我答曰，里头大有不同。大多数孩子的童年时光里，都会将感情注入到玩具之中，这些玩具仿佛就是一个个上海的灌汤包，如果你是一个粗汉，你自然要错过这咬下去第一口时的那种鲜美。其实，孩子的爱往往是无条件的，不节制的同时不求回报的。他们对玩具倾注了无数个炎热的午后时光，其实只因为他们在占有时的那一点点快乐。当主人公安迪渐渐长大，有一天终于要远离家乡去往远方求学时，这些玩具的命运便铸就了整部电影的线索。电影的时间错位感以及两条线索巧妙地最终交合叫人称赞，而安迪最后带着玩具们不经意间教会他的人生哲理而踏上求学征程，更是为玩具三部曲划上了比较完美的句号。是啊，感情终究是占有不了的，它应该是被细细品味，被慢慢升华，被长长珍惜的。

向玩具学习如何告别

汪峰的一首歌里这么唱到：“生命就像是一场告别，从起点对结束说再见。”每一段人生旅程其实都会有一个小小的句号，叹号，或者问号。有时候，走得太快，也会不经意就忘了回过头去读一读每句话是否通顺，是否切中真实。而每一段旅程之后，我们仿佛什么也没有那般孓然，其实却深深地把一些故事藏到了心里，有时候朋友把酒之后浅浅的吐出，有时与家人孩子散步时娓娓地诉说。比如，巴斯光年的忠贞与刚毅，比如伍迪的坚韧与信念，又比如芭比的谄媚与摇摆，或者是蓝莓大熊的奸诈与悲剧。有时，我也不那么悲观，在告别那些逝去的东西时，不仅仅只有伤痕。就像影片结尾时，安迪的玩具大队们默默的望着他离去的背影，这种最真诚的关怀兴许只有电影院里的细心观众才能捕捉到。既然，带着这种祝福，便没有理由不好好继续走下去。

电影剧照

把纳税人的钱烧到天上了？

中国现在真正有公民权利意识的人还是小众，更别说对个人权利以斤斤计较的方式去保护，那简直是扯蛋。不过同事小蒋在一次饭席间提到，觉得上海乃至全国纳税人的钱在开幕式黄浦江放烟花的那一刻，仿佛眼睁睁地在空中燃成灰烬了。作为一个八零后的小同志，这体现了国家下一代新兴公民的公民意识已有了雏形，而且我相信上海是走在全国前列的。很可惜，公民意识这种东西么比起国家形象以及一个叫综合国力东西还差了点意思。就好比一个准大户人家出门在外，如果自己家孩子老在那里说上个月挣得钱被老头子拿出去豁胖*了，个么老头子心里肯定是要勿开心了。

*豁胖：上海方言，形容一个体型姣好的人非要把自己抽成胖子，然后说自己胖是因为昨天晚上吃了九头鲍了。

中国人都是图章专业户？

去非洲馆的时候看到很多负责敲章非洲兄弟已经眼神呆滞，嘴唇久翕不合，智商呈小于等于80的状态。仔细琢磨之后觉得这种工作实在是世界上最差的工作之一了。估计很多非洲兄弟晚上做梦手还在那里上上下下，而且就想不通中国人怎么那么爱图章。个么就对了，世博是中国的一道窗口，对中国人说是不出国门看遍世界，其实也是意在让外方组织者不出场馆，看遍中国。中国人就是有图章情节的，否则怎么会有跑部进金之说呢？啪，一个图章，就说明官老爷看得起你，有时候啪一个月，有时候啪一年，还有时候啪到你棺材啪到你下辈子去了。

去了不爽你还去干嘛？

据说很多人被问及世博观后感的时候，反应往往是：“就是去排队额！”；“肉搏会！”；“再去吾脑子就被枪打过了！”，但是当手里出现了多余的票子，或是朋友相约，他又会若无其事且兴高彩烈地去了。当然更多来世博的还是各地干部团，老干部团，退休老干部团，拿着发来的票，飞到上海来逛大庙会。我本来以为，比起奥运，世博多少是要赚些钱了，但是一些见过世面的同事对我强调，这其实就是一个口袋出，另一个口袋进的过程，说到底烧掉的还是中国人自己的钱。160块的门票对很多工薪家庭来说是不低的，他们会为了门票钱累到半死逛一天世博，最关键的是他们还很自豪很开心，还要拿照片给乡亲父老们看。而且，最重要的是这些人不在少数。把国家荣誉与个人荣誉这么紧密联系在一块儿，的确是件代价不小的事儿，但是如果做成了，却是很值的。毕竟，团结就是力量，话老理不糙。

图为上海企业联合馆

    近来捧读一本名为《民主的细节》的好书，书的构成大约是，剑桥大学的华人讲师刘瑜平时生活阅读和观察所习得的一些碎片的整理，叙述风格高度口语化，并三句不出离其观察的核心——即民主。这位细心而勤思的讲师，对于美利坚合众国民主制度的观察不可谓不细致，但更重要的一点是，她同时身兼多个国内主流媒体的特约撰稿人。这种隔岸呐喊的方式不禁令人联想中华民国成立伊始那会的西风东渐。事实上，我所关心的问题是：就算刘瑜一直坚持为《南方周末》，《新周刊》等媒体撰写文章，针砭时弊，可是又有多少八十年代后出生的人来关心中国的政治方式进化并试图参与进来呢？我们中国人赖以攫取信息的电视，只一味的催生新的财经节目，相亲节目，却着实没有见到对公共政策的讨论。有人说，那是学者的事。显然，那是扯淡。危险的是，搞了三十年市场经济，接下来的三十年就不只能搞经济了。

    我自己搜刮了一下自己的脑子，印象当中所认识的人大代表一个手数得出来，别说不知道他怎么选上来的，更不知道他到底代表何种利益何种群体。以前有一组数据较为可怕：1%的中国人掌握着44%财富，中国社会的基尼系数常年超过国际警戒线，而且我也不知道向来搞笑的中国统计局有没有把贪官老婆二奶转移到国外的财产统计进来。不过，我觉得如果做另一项统计，计算一下有多少中国人部分或完全的参与到了某一项公共政策的制定过程。那么，数据应该是更可怕的。

    假设有十个人玩大富翁游戏，他们当中有两个富可敌其他所有人财富综合N多倍的人，其中一个人还拥有随时调整游戏规则的权利。虽然其余的八个人偶尔牢骚和抱怨，但结果往往是那个唯一的游戏规则制定者要求另一个富人分一些零花钱给八个穷人，为此，八个穷人还经常打的鼻青眼肿不可开交。其实，八个人当中需要有一个脑子聪明点的站出来，普及一下游戏规则并带着大家一块儿讨论规则是否公平并透明。但可惜的是，那另一个富人会不失时机地给那个聪明人多一些钱，让他带着大家绕弯子。

    民主本身是好是坏，其实这是一个伪问题。核心在于这种民主是否帮助人们生活得更好，这其中即要看民主在一个具体社会中碎片化后的体现。做生意的人都明白有钱大家赚的说辞背后，是一种责任的均摊和长期愿景的体现。搞政治的自然也面临同样问题，均不均摊权利并不是一个多么令人拧巴的问题。这其中，还有另一个问题，即满意感制度的问题。不少人在现代化的摩登都市待惯了，去到一个文化和生活方式较落后的地方就会产生大量的不满意感知度，就好比我们整天吮吸美国价值的同时，看同一领域中国的作为即可感知大量的不满。但问题是，在动态平衡的人类族群中，这种相对不平衡产生感知和思想是否具有建设性。只可惜，世界上有很多懒惰的民族，拿了别人的“民主”外套就径直穿上了，并不在意其真正的合身程度。南美如此，日本也是如此。

    身为老党员的父亲强调，中共的政治形态有利于资源部署和长期计划，不容置疑。只是，身为老百姓，尤其是诸如我等八零后的新力量，由于和平年代的生长背景，对于公共政治生活的内在需求正在逐步植入到平时的日常生活，并且这些需求亟待被公开化，合法化，尤其是男性，这是我党不得不考虑的一个既成事实。

    我的大学已经死了。

    容我用这么酸不拉圾的句子作为开头。我的大学是一所原本称为广播学院的院校，是的，原本的名字里没有大学二字。我的一个舅舅是这所学校毕业的，听他说，那年，没有京通快速路，更别提八通地铁线。核桃林一直蔓延到建国路，遮天蔽日的。

    而我对当年这所学校的认知是：一所为我党喉舌单位培养并直接输送播音人员和相关配套人员的专业院校。这样的认知绝对是务实而美妙的，在那个新闻自由度较低的年代，中央电视台是一个具有那么点神圣光环的单位——除了那种原本以为需要练习多年的联播体播音方式，那里更有着我国乃至我党最前沿的一手信息。而广院，似乎是走进央视大门的前一块必不可少的泥板路。这一切，却因为中央的一纸大学扩招令而方寸大乱。随后这所学校脱离了广电系统，归入教育部统一管理，再之后，便与我个人记忆开始重合——2004年，我赶赴京城东郊，去一所正在酝酿着一场变革的大学报到。入学后不久，学校经历了一番史无前例争论，最后毫无悬念地更名为“中国传媒大学”。

    即是争论，过程中就出现过多派意见：包括北京广播大学，北京传媒大学以及中国传媒大学。很明显，这三个名字背后有着截然不同的价值观，前者固守立校之本，而只是做了行政升级；第二个名字与时俱进，仿佛进行了一次升华；而最后那个，则是一个彻底的意淫完成时，它使得一所专业院校一跃成为了一所全国性质的名校。这当然和想象力没有关系，而是欲望和利益。无可厚非，中国传媒大学给予了最多人以最大的想象空间，无论是学校管理层，一线教师以及在校学生，所有人理应拥护并自嗨。所以，毫无悬念。

    毕业两年后，再来看这次更名事件，有点唏嘘。这所学校里，仍然是活跃着很多优秀的导师、教授以及讲师。而大学时期也是我完成人格塑造的一个重要时期。对于事件的批判与对大学的情愫本身，是两件截然不同的事。

    我毕业之后仍然没有远离这所学校，因此常常窥见学校的点滴变化。近来，学校总是大兴土木，随之而来的是一栋又一栋的高楼。我个人并不喜欢那么多现代化的东西，大约是我早患了城市病。我也对此不知何以评判，我猜测或许校长并不一定在意这所学校50年、100年后是否是一所保有立校之本和古朴风度的大学。

    前些日子走进学校，原来播音学院的位置被挖了一个几百平方见宽，几十米见深的大坑。据说定福庄地区原本是埋清代宫女的地皮，也不知道那帮工人们有没有留意。也许，现代化的教学楼和宿舍中，大家只是少了些充满岁月感的恐怖故事而已。

36号楼门前铁丝上的被子

    看完豆瓣上诸多评论，有一点很感慨：或许挖掘式地评判较之比对式地评判更容易客观。这部上映不久的谍战片（姑且容我这么称呼）被无数观众拿来与《风声》进行对比，乃至于和柳云龙之前的电视剧作品做比对。结果是：这部电影的评分竟然还比不上毫无技术含量以及艺术含量的杜拉拉（仅5.2）。当然，由于豆瓣是愤青扎堆的地方，有的时候评论快感远远要批判欣赏来得重要，更何况豆瓣电影的评分产品还有待完善。而我的观点是：作为一部用文艺片渲染过的谍战电影，其还是有很强的可看性的。我给它打了，四颗星。

    第一颗星打给编剧，杨健。将爱情和文艺元素放进一部谍战片里扫了很多人的兴，甚至有人用范达因准则对编剧进行了批判。从艺术作品的艺术价值角度来看，文艺化的处理，比如“火炉边的雪、黑暗中的蝙蝠”这类台词能带来宽阔的想象空间。而充分的想象空间是一部好作品必须具备的素质，只有那样，才能弥合真实世界（包括历史与现实）、人物内心世界以及艺术世界之间的距离；而从个人角度来看，与其留给观众大量的逻辑推理空间，不如留点精力进行文艺化包装来的有味道（当然，本片便是如此）。这样也对得起范小姐以及柳云龙那般绝代浪子佳人的扮相。

    第二颗星打给影片的摄影，黄岳泰。影片整体压抑紧张而苍凉的气氛大部分要归功于这位摄影师。同时，在一些特殊场景中，如几场在地下刑房的戏，摄影充分营造了恐怖和诡秘的叙述环境。

    第三颗星打给李小冉。虽然她是这部戏里的小角色，但是小人物在人类命运面前所迸发出的人格力量是最具有感染力的，尤其是最后与欢颜在死前的对白，算得上精彩了。这也让我想起了魔界里的Sam.怎么想起的呢？影片里把上海称为Sin City,而中文翻译竟然是魔都！

    最后一颗星，给范小姐。虽然由于导演没有为欢颜这个角色在后半部戏里的身份转化叙述作任何铺垫（导致前半部戏里被很多人认为是纯花瓶角色）。但是范冰冰越来越精致的脸庞以及由内散发的孤傲气质与欢颜这个角色还是有着很高的契合度。

    中国社会怎么走下去？这个问题的题眼其实是，中国社会的核心价值何在？最近，清华大学社会学教授孙立平又撰文，言中国正在加速走向溃败。他强调，所谓社会溃败和我党一直格外提防的社会动荡有着本质不同：前者自内向外，后者由外及里。我，作为一个沐浴着改革开放春风成长起来的少年，充分地把自己物质生活改善和精神生活丰富与我国的改革开放紧密相连。这种连接关系，直到我大学毕业仍牢牢建立在我的脑海。然而，随着我离开了一个金玉其外的传媒大学，来到的却是一个满身疮痍的社会大学，这种心情，别提有多复杂了。

    前阵子，谷歌离开了中国，好多人炸了锅，有骂街的，有惋惜的，当然还有无奈的。其中无奈的代表人物韩寒这样说到：“中国人追求那些危险的普世价值么？中国人追求的，但中国人是顺便追求。”韩少指出，针对这类问题，他没有什么好说的。他补充，说什么都不会起作用，而且下场不会很好。对此，我提议，所有翻墙出去看饭岛爱和苍井空的网友，不如翻墙出去看韩少的牛博。当然，重要的不是看完发表言论，而是对一些社会现象本质进行一些基本的思考。

    针对这类那么河蟹的主题，我自然不太合适展开。我所要表达的，只是一介北漂聊发少年狂，用一种愤青式的悲观诘问这个社会的价值所在。此外，我必须特别指正，作为一名在北京生活的三无男青年，我仍然拥有很多并且非常快乐，比如强健的体魄，活跃的思维；又比如汪峰的摇滚和张悬的民谣；当然，还有无处不在的爱。

    在上一篇日志里，看到我的两位朋友对这个问题都投入了异常关注和兴趣。对此，我自己又做了一些思考，并抛砖引玉。

    最近两会正在天安门地带热热闹闹地展开，我可以深切感受到的一点是：如今有更多中国人正经历着政治觉醒，对于人民议政的热情也空前高涨。当然，除了政治觉醒之外，诱发大众对政治活动关切的另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随着社会发展而带来的社会资源不断积累，更多人感受到社会分配公平的重要性。今年最为关注的房地产问题，其实也归根结底也是这一个问题的延伸。

    之前看到一句话，我异常认同。大意是：对于标准的认识决定了一件事或一个人的根本，标准错了，做得越多也就错得越多。如果花点时间搞搞中国历史，其实还是会发现中国对于标准的讨论还是比较多的。而如今，老百姓总是听到保八保八，却发现自己他妈的奋斗了八年连八个平方的房子都买不起，这个时候就开始回到标准的讨论中来了。

    先不讲经济，我在昨天看了一集哈佛大学政治哲学公共课视频，讲课的是Michael Sandel博士。他举了这么一个例子（真实故事）：十九世纪的英国，发生了一起在至今法律界都颇为典型的案例：一艘由达德利船长、斯蒂文大副等四人组成的帆船队在外海进行冒险，由于遭遇了风暴，他们的船迷失了。灾难过后，他们的船就在大海中任意飘行，等待救援。由于没有水和食物，他们几个不吃不喝坚持了九天（其中，一个小男孩不听劝阻喝了海水），到了第十天，他们为了本能的求生欲想出了杀死其中一人而救活其他三人的想法（即食用被杀那人的血），但是由于斯蒂文不同意抓阄的方式，他们选择杀死了因喝海水而奄奄一息的男孩。幸运的是，他们也因此活了下来并最终得救。但是回到英国大陆后，英国女王却宣判他们犯了谋杀罪，虽然他们三个人的举动获得了一部分民众的认同。这个案例其实引发了一个对功利主义（Utilitarianism）哲学和道德绝对主义（Moral Absolutism）哲学的争论。简单的来说，到底是为了绝对的结果正确，还是为了绝对的道德正确。其实，大多数现实社会中的个体，都不是两者的坚定支持者。 对于哲学的讨论，和对于标准的讨论有很多相似的点。最重要的一点是：这种讨论会使我们对原本熟悉的事物产生深刻的陌生感，而那种熟悉感也将一去不复返。再回到经济，西方的经济理论的确是源于功利主义哲学，而问题在于我们对于自己国家经济发展所依据的理论究竟源于何种哲学？或者说标准（我的看法是，既有功利主义，也有犬儒主义，尚难确切地界定）。我相信，随着像全球变暖以及碳关税这样的问题出现后，西方人也在不断地反思他们的经济和他们的哲学。而我们自己更应反思。

    关于官僚资本：国进民退的确是历史的倒退，但国有资本的介入在中国发展过程中未必是一件彻底的坏事。

    关于中国“特色”的经济模式：我认为，“特色”是过程，谁也不敢用“特色”去定义结果。

哈佛的课堂，神往啊……download it: http://www.verycd.com/topics/2803004/

    前两天还在上海的时候，跟一个好朋友边喝咖啡边聊生活。她正在踌躇跟不跟他男朋友一起迁徙到武汉——他男朋友的家，中国中部地区的核心二线城市。她跟我算了一笔账，如果在北京要花四十年买一套房的话，在武汉只要二十年，甚至更少；在北京要花半天加上几十块的打车费去后海看一个破湖，在武汉她推开窗就是一片湖景；在北京生活除了为房子奋斗，那些梦里的生活都已经是屁了，在武汉房子不至于严重到奋斗，梦想也不至于遥远到当屁。先不论这笔帐严不严谨，至少说明我们时常在生活经济与否和生活有没有意义之间拧巴。在我看来，从经济与否的角度看，去武汉自然要优于在北京死磕。顶多是花几天叹息一下多年来留在某个城市的沉没成本：比如不能再去工体撒欢了；不能再去鼓楼骑单车了；不能在新天地喝星巴克了；不能逛南京西路的恒隆广场了（注：此友人与我一样，生在上海，漂在北京，心却不知道往哪个方向）。但既然是沉没成本，也就是看着船沉下去那一刻比较难过而已。

    最近在读一本叫作《向高房价宣战》的书，颇有点小意思。首先，起这种名字太有煽动性，弄得老百姓更是想和房地产开发商搞阶级革命了。二来，书后有条句摘：“只要不出现特别意外的因素，我国城市房价将在2-3年内回落40%-50%。这是一个不可避免的事实。”这句话有意思在前半部分，什么叫不出现特别意外的因素？在我看来中国经济一直很意外。三十年前，西方人用西方经济学观点讥笑中国的经济肯定不行，三十年后他们不得不勉强说一句，中国共产党真牛逼，顺便又写了一本《大中国大趋势》。（三十年前奈斯比特写了《大趋势》）

    说白了，经济就是利用更少的资源创造更多的价值，这个道理于个人、社会、国家、乃至全人类都是共通的。有一部分人整天叫嚣着民主，自由。叫的时间长了他们会不会发现其实面包和牛奶并不会从天上掉下来？说句实在话，我的确不期待中国能出一个GreenDay那样的乐队，一边唱唱跳跳一别骂布什是狗屎。历史最有说服力，历史告诉我，在中国历史上只有很少的几样东西成为了让整个中国团聚在一起的纽带，一个是儒家思想，一个就是中国共产党。中国那么大，人口那么众多，要经济毕竟还是要把人心聚在一起的。

    再说到个人，基本少很少有人会以活得经济为人生价值。在经济学里头，有很多元素无法拿来进行换算，比如良知、比如幸福、比如爱。举个不确当的例子：阿凡达里头的杰克，身经百战落得一身伤病，后来被派到潘多拉星球当拆迁办公室客户主任。本来，它可以好好得搞拆迁工作，直到退休。但是他非不那么干，不但主任不当了，还跟钉子户产生了感情并发生了关系。但是这段关系很美好，大家都为之鼓掌，虽然从纯经济学角度这个解释不通。既然，价值观才是最核心的东西，归根结底我们还是要多从生活里头提炼价值。

港汇星巴克：四年前我在港汇楼上卖红酒...

    昨夜11点，出租车上，司机打开调频传来的就是张学友这首温存的歌曲，叫我思乡情绪一发不可收拾地爆棚——虽然我就在可以被称为家乡的上海。和两个死党每年有时间都会聚，没有时间创造时间也要聚。那夜，我们探讨着不着边际的话题和一望无际的人生。章坚持中国共产党所奉行的一党制希望大大的，如今他是一个经济史的研究生，他喜爱把政经哲学和生活哲学糅杂在一起，他说在感情问题上他是一个专制主义者。庚则多少流露出对我党领导下的社会生态的些许失望，如今他是社科院里研究生命科学的实验家，他专搞癌症和干细胞试验，他用种子和土壤的故事给我俩解释为什么有些倒霉蛋切除了肿瘤后还会复发。就在几年前我们都还只是学校里的捣蛋分子，庚经常被大家欺负。

    近年来发现，不论是朋友聚会，还是家庭聚会，很多话题都会被莫名其妙地引导到对买房这个问题上的讨论。昨夜睡在床上思东想西，就突然对老美那种文化侵略行为咬牙切齿起来，因为我觉得丫这套东西不但救不了中国人，更毁掉很多人对纯真年代的畅想。就比如刚才我在阳台上晒太阳，由于我家这小区属于密集型，所以不小心看到对面房子里的一对小夫妻。本来我应该想，他们今晚年夜饭做什么；他们最初是怎样好上的这类问题。可是我现在却经常想什么时候自己也买一套这样的房子？然后买辆车子兜兜圈子？中国人当然没办法像高丽棒子那样对待美国文化，一来因为中国国家内部的区域民族文化差异就摆在那里，其二华人华侨可以说遍布全球，到头来大家还都觉得自己是中国人，必要时要讲两句。所以做一件让全中国人都嗨皮的事不容易，搞一个全中国人都买账的公共政策更是难上加难。

    昨天在一份过期南方周末上看到一篇牛文，作者是天文学界颇有名气的江晓原。这篇名为《为是么人类还值得拯救？》的文章写得精彩至极，把卡梅隆这部视觉系电影拔高到人类和科学反思的启蒙作品。就在这部电影上映不久，其实已经有很多人作了谐解，比如把纳威人看做钉子户，把人类入侵者看做强拆队。回过头来想一想，卡梅隆在搞这部片子的时候还的确是有一点颠覆性思路的，至少最后人类入侵者被搞掉了这个事实在以前很多片子里不常见。那些所谓的美国梦，所谓的崇尚自由，最后都形而下地变成了搞更多房子，抢更多资源，让自己显得更牛X。卡梅隆至少对此说了不。

    其实我为什么觉得美国这套东西不适合中国人，就因为很多中国人心里都住着个陶渊明。这不是说中国人小农，或者中国人喜欢逃避，这根本上一种基于尊重自然的自我满足。当然，如果非要说是小农，我觉得最好搞辞海的人马上组织一下去修改这个词条的解释，莫让更多人产生误读。

你们小学或者初中听张信哲么？纯真年代啊！！！

    毫无疑问，格莱美和奥斯卡一样，是美国文化的标志。当喜剧演员斯蒂芬库尔波特拿着iPad在那儿装模做样的时候，你不得不承认，当文化产品和科技产品通过某种方式产生了内在连因的时候，溢价过程就已经在瞬间完成了，太强大了。记得第一次正儿八经看格莱美的时候觉得自己特牛逼，那时候还在学校，格莱美还只是一部分关注欧美音乐人的重要节目。三年过去了，格莱美如今在我眼里更像是美利坚合众国音乐文化产业年终总结会，就是会开得有点热闹，有点煽情点罢了。话虽这么说，我每年还是会比较认真的观看这个总结会的全过程，重点领会会议的相关精神。

    乡村音乐是美国对世界的一大贡献，一个才二十一岁的小姑年Taylor Swift就已经拿了六个大奖，足见学院高层的良苦用心。既然组织提拔了这妞，这妞也要向着她的偶像大姐珊妮雅（Shania）靠拢了。格莱美音乐生产车间的流水线素来有着三高的特点：现代化程度高，装配效率高，同质化程度高。基本上是个女性产品，就一定要性感，不会跳要性感，不优雅也要性感。你不性感了，就只能走苏珊大妈路线了，苏珊大妈进不了格莱美，顶多就是被主持人拿来调侃几句。

    回过头来想，人家老美的乡村文化，一搞就是乡村音乐，一搞又是个牛仔电影。中国却搞不出来，好不容易央视捧了马广福，他偏要回去种地，得了一台联合收割机就乐得不行了。中国农民还是穷，但比较可悲的是很多从农村走出来最后富了的人更怕穷，最终小农意识铸就了富不过三代。国家除了要搞家电下乡，更应该搞搞信息下乡。搞有全球化视野的中国农民是拉动内需，外需，潜需，超外需等各种需的重要途径。

    前两天乔布斯大人屁颠屁颠拿着他那苹果派砧板（iPad）的照片占据了所有科技以及IT版面，每每这哥们儿拿点什么出来的时候，底下的人都跟痴呆一样张着嘴巴望着那些他们整天意淫的科技产品。乔老爷们儿信奉的教条是：活，要活得像恶狗，像傻叉，这样你才能改变世界（Stay hungry, Stay foolish. 乔老爷子的正牌追随者译为：求知若渴，虚心若愚）。当然经过润色后，这些信条成了他著名的斯坦福大学毕业演说，也成了未来很多苹果粉追随乔布斯的有力依据。简而言之，自打有科技这么个词儿出现之后，很多人就奉之为信条，笃定地认为一些集成电路硅胶铜丝搞起来东西乃是改变人类社会的捷径。最早这些疯子集中在美利坚合众国西部加州一个叫硅谷的村子，后来，他们借着全球化和他们自己一手造出来的东西影响了几代人，最后这些类似疯子的人就遍布全球了。

    比起信科技的那一小撮人，其实更多人相信的是美其名曰“自由”二字。上个礼拜看得一部名为《在云端》的片子，好莱坞老牌胸毛型男乔治克鲁尼领衔主演。本来是操着欣赏风光文艺片的心态来观影的，想不到妈的这片儿竟然冷不丁地探讨了“自由”这么一个深刻牛逼的主题。生活当中，信封自由的人大体分为两类，一类是践行派的，他们不断改造自己的生活，使之匹配心中自由的定义：他们绝对不干一切不自由的事儿，那些禁锢财务、言论和时间自由的工作和生活方式被他们彻底抛弃并鄙视，比如公务员，比如讨老婆造小人。还有一类意淫派的，他们只在很小且很少人知晓的时间地点内做些有关自由的事儿，比如流着哈喇子做点黄粱美梦，比如出个小差偷个小人。巧的是，这部我原以为是风光片的电影竟然把这两类情况都囊括到了电影里，并且搞了个意味深长的Ending，试图探讨“自由”这个主题。这个世界上，这么多人把自由当回事儿，但真要较真儿起来也就这么几个人能拍着胸毛站出来，原因就是大多数人仍然把自由这个鸡毛东西当作生活的配菜，只有一部分有条件有理想够鸡冻够幸运的人才能把自由当主菜来吃。所以，以后要看人点菜，嗯，看人点菜！

    回过头来讲，信什么都有代价。因为一种信仰背后总是有背叛和唾弃，信仰根本上来讲很难妥协。比如独身主义者，他们也知道自己追求的生活所带来的副产品是很多人都厌恶的孤独和无助，严重的还得落个众叛亲离，老无所依。说到底，人总得有些害怕的事儿，大多人怕死，一小部分不怕死的却怕死得没价值。以前我总喜欢思考“死亡”这个牛逼的命题，因为鲁迅经常思考这个牛逼的命题，我有一种骑在巨人脖子上的快感。但当快感消失后，我觉得，如果人老是花很多时间思考巨大的命题，又什么都不干，就会傻逼。因为人需要思考，还需要反思，需要从自己做过的事情总反思。外企里头就有Review这么一个机制，就是由老板来引导你进行反思，注意是引导，不是帮助，只有傻逼才认为反思这种事情是可以由别人来帮的...

    白天的时候跟天涯的人开会，无意间知道了所谓“穿越”的概念原来始于一篇被无数居里夫人和房龙先生炒起来的热帖，随之而来的是更多的穿越小说、穿越电影、穿越游戏……这么说来，我本人最早接触到的穿越概念是在大学的时候上“职业生涯规划”课，当时我顶礼膜拜的一位曾姓老师在课堂模拟催眠，在成功将班上百分之七八十的人催眠之后，他便开始用柔软的话语引领我们穿越到十年之后的自己的生活。除了课堂上的穿越，他也布置了一项回家作业，督促我们在课下勤加练习穿越术，具体形式是这样的：找到一个信封，再找到一支笔，假装自己人格分裂，出现了一个半年后的自己并要给他/她写一封信。自然，这封信你必须在半年后才打开它。直到现在，我仍然通过这项回家作业在勤练穿越术。当然在当时，我是不知道自己原来在练习这么一门独门秘笈的。

    晚上的时候，无意间跟一班不认识的朋友们喝茶谈天，席间有家庭事业稳定的七零后；有经历丰富却主动成为居里夫人的；还有性格凌厉地像男生一样的北漂族。这种组合的出现也使整个聊天成为了一次美妙的穿越训练：有家室的人们听着年轻人的故事可以短暂而恣意地仿佛回到了过去；涉世不深的人们看着似乎已拥有了很多的前辈也不免遐想自己的未来。人是社交动物，而穿越就是社交当中很重要的一个元素。我曾经希望自己的人生是一个“有宽度的人生”，具体解释起来可以是：我可以在很多不同国家不同种族不同阶层不同职业不同性格的人中间自如地进行穿越。当然，也有很多人选择一个“有长度的人生”：他们既可以理解秦始皇赵政又能够洞察魏武帝曹操、他们不但会同情拿破仑波拿巴，也能欣赏戴高乐的风度。他们简直就是拥有小叮当的大雄。

    蛋了那么些，有点困了。其实这所谓的穿越是个有点扯的新词汇，想必是出于想象力丰富且钟情藤子F不二雄的八零后。不过这的确是个有趣而可爱的概念，难道不是么？

配图一张：当大雄和小叮当都变老时……

    今天偶然在工作时读到了一个政府给下级单位的公文，措辞激情澎湃、语气刚直有力，鸡冻之处连马太效应都给用上了，我顿时狠狠地刮了自己的眼睛，一下。话说马太效应作为一个社会心理学范畴里的词汇，对很多文科生不太陌生。马太效应词义中贬义居多，当然也可以被褒用，中用，瞎用，胡用……马太不但有效应，还有福音。

    生活里的马太效应真是屡见不鲜：就在我目前落脚的定福庄地区，可谓是一片狼藉，碎石瓦砾堆上仍覆着没有融干净的雪。没有路灯，没有人气，裸露在外面的墙体上刷了几个大字，老醒目了：和谐社会，抗议违法拆迁。据说，今天起，这“拆迁”两字已经不能用了，要用“搬迁”。但是勤劳又生活在底层的人民们是不会在意这些文字游戏的。在过去的零九年中自焚、断手指的先驱出现后，在墙上涂几个大字真算不上什么了。后来据说再往东走，一溜以纳美人（我其实还没看过阿凡达）为榜样的钉子户纷纷统一买起了花圈，烧起了纸钱。比起唐福珍，他们觉得烧点纸钱应该就够泄私愤了。透过表面看本质，其实强者恒强的现实总是容易被掩盖。

    但是知识是叫人强大的，当更多人在马太效应里转圈时，我们可以看到其实社会自上而下的通道如果不通畅，就有可能聚积成能引发猝死的血栓。这里头就包括了诸如法律、舆论、听证会、信访等多种多样的通道。知识是叫人强大的，我们可以看到所谓的马太效应，有时候应验也只是应为一些大概率事件和一些小概率事件叠加而成的结果。最近跟同事闲聊，说在我附近的一个工位风水不佳，勿说是坐了那位子的实习生转不了正，就连正儿八经的员工一坐上去也常常遭遇不测。这里八卦的细节自然不能披露，只予以论证我的知识叫人强大的理论就足矣。

    马太效应的确是个该死的东西，它除了解释一些流于表面的经济现象外，它也解释了很多扯淡现象中的本质。

    看完新闻准备泡脚上床前，忍不住上来涂几笔。看到新闻里不断地曝光海地这个加勒比海北部的小小岛国，作为一个不曾登上世界舞台，甚至连世界舞台是什么都没有考虑过的国家，海地因为一场可以被记录进史册的灾难而进入世人眼帘。

    潘基文风尘仆仆地赶往海地，握着中国救援队员的手连着用中文说了两声谢谢。海地联合国事务中心有多名官员遇难，最早挖出他们遗体的是中国人。听说联合国在海地安了一万多口人，联合国为海地的稳定和所谓民主埋了大单。但是这么一震，海地这个国家所固有的一些顽疾都显露了出来，持续无政府状态，军警乏力，严重依赖国外救援和维和力量。那么试问，是否所有所谓的弱国在面对天灾时都会遭受更严重的创伤么？

    我觉得所谓的一个强大的民族外在有很多量化比较因素，数不胜数。但是一个强大的民族是否强韧就要看其所具有的集体性记忆了，换言之就是民族精神。这种集体性记忆在某一个特定时刻会被唤醒，但是这种特定时刻非常稀少且不具确定性。有的人说，有些国家太强调民族性而非人性，像中国，也有人认为有些国家只讲究人性却避讳谈民族性，像美国。其实，只要是集体性的，在某些特定的历史时刻便能证明其伟大和卑微。

    这次海地地震还让我感到，一种平日难以一见的世界主义在海地蔓延。想想也是，几千号人谁都不认识谁，到一个从没去过的地方去救一些从没见过的人，可以支撑其精神的也许就是这种世界主义吧。几年前在学传播学的时候读到一个叫麦克卢汉的哥们儿搞了一个地球村概念。这个概念其实仍然只能在学界卖，因为现实的世界仍然充满政治博弈，充满利益争斗，谁都争着当村长，但如假包换的村长只能有一个。不过话说回来，世界主义是一个蛮鼓舞人心的概念，尤其是对一部分相信太阳系外存在生命体的科学家和幻想家们。

    周末很莫名地来到华茂的英孚听一个中年女人叨叨卖她的英语课，回想起还是大学生的时候对这种培训中的神往。当时在一个叫派特森的英语培训中心里报了名，头几个月自己体内的装逼浓度几乎达到了峰值。所幸我报了一个长期课程，在装得实在乏味之后，多少琢磨了一下这事的靠谱性，也就是所谓的投入产出比（ROI）。当然像在华茂的这个英孚自然是装逼到极致的地方：室内装潢标准统一，布局考究，比我们办公室都强出几倍；助教接待个个西装领带，得体地像Gay；教学顾问个个眉飞色舞，脑子里全是提成那些事儿；还有电话销售个个锲而不舍，仿佛老板就在他们屁股后面。走下华茂四层时，我努力说服自己此行的意义：市场调研，市场调研……

    可以猜到，那个顾问八成是认为我连他们潜在客户都算不上了。一来我曾是他们竞争对手的客户；二来这类英语学习产品根本上不存在用户忠诚度，都是一锤子买卖。可是我在做测试的时候仍然发现那么多一脸装逼相的人们穿梭往来，洋溢着令人困惑的自信。回过头看来，自己曾经接受过的义务教育，乃至普通全日制高等教育都是一笔笔只赚不赔的买卖，但是如很多人一样，我对这笔投资仍然不具有足够的洞见，大多数可以追加投资的机会（身为学生，可以投资的主要是时间、精力，当然也有部分金钱）我都熟视无睹。所以毕业后也跟大部分人一样在Review这笔投资时都带着些许悔意。我这里说的都是那些已经和试图review自己学生生涯的那部分人，至于那些懒得回顾以及回顾后仍然觉得学生生涯毫无意义的人，那未来他们也只能为傻逼浓度的提升作贡献了。

    话说回来，作为商业化运作的英语培训机构，这个市场其实已经处于一个相对饱和的状态了，根源就是这部分教育永远只能充当补充而非主要的角色。可惜市场营销的游戏规则就是在有限的范围内无限地吹牛逼，当教育培训这点事儿被这么一搞，你就不得不深刻怀疑你每一分花出去的人民币究竟多少是让这帮孙子去做市场营销了。有意思的是，英孚的那位销售大姐特别向我卖到：英孚是目前市场中唯一一家接受教育部“管辖”的机构，这句话估计他们不敢公开卖，因为这太露骨了。中国义务教育体制中的英语教育已经不可避免地导致了目前商业英语培训市场的现状：不卖干货卖水货。相较之下，在中国相对弱势的语种如西语等反而搞得有点模样，我就比较认同塞万提斯学院的半商业化运营模式。不知道中国的孔子学院在国外怎么样，只是希望中国作为一个文化古国别丢了精魂。

周六的星巴克人满为患：比起前两年，如今在星巴克喝杯咖啡已经被看作更实在的生活方式了

    首先，请允许我向博客大巴的所有工作人员表示我最真挚的谢意。一上午就通过打电话和发帖子向你们要求第一时间帮助我解锁该博客，从心底里我当然认为你们的决定是正确的，但我也知道在这个特殊时期，你们还搞了一个徘徊于牛A与牛C之间的过滤系统，过滤系统有时候大概会认为我是个愤青，是个肾上腺素分泌旺盛的伪知识分子。不过没有关系，我既不是一个会为了所谓言论自由而流血革命的人，也不是一个连血性为何物都不明的人，我既然是传统中国教育制度下的产物，我多少还是懂这个游戏规则的。一句话，博客大巴的各位工作人员们，你们用工作捍卫了我的无形资产，虽然这些资产目前仍不具有交换价值。

    谷歌的事已经沸沸扬扬了，不知道有多少公司人在昨天下午的时候，热血澎湃，祭出所有愤青一般的能量在谷歌上一顿狂搜。总之我们公司整整骚动几十分钟，大家纷纷用平时偶尔使用的大Email Loop更新这件事的最新进展。然后公司的IT在办公室某一端非常镇静地说道：“你们的访问记录，国家都是知道的。”纯爷们儿。其实，谷歌这家公司的确颇得很多年轻一代公司人喜欢，作为硅谷的叛徒，谷歌一直用非常独特的方式在野蛮生长。比如它总喜欢乱搞自己的公司商标，每个月总有几天你会在谷歌首页看到被粉饰了的谷歌标志。在谷歌这家公司的基因里头，虽说还是很强的美国价值观，但其成功多少还是离不开一部分具有世界性的观念。但是IT领域的事，生意上的事，一旦扯到政治命题就没意思了，因为那是扯淡。就像两个拳击手不打架却坐在那里争论谁的信仰更好。

    最近老是在琢磨一个问题，什么时候等到我们这批八零年代的人成为社会资源的分配者的时候，后来的人们是不是会追着骂社会的傻逼浓度居高不下呢？这是一个具有历史观的命题，也是个很有意思的命题，大家不妨都来琢磨一下。我的看法是，一、如果让我们来做决定，肯定不会逼谷歌走；二、不见得我们就比前几代人更懂公开和分享，我们这代人都是独生子女来的。除此之外还有很多社会性的问题埋藏在我们这代人身上，我觉得如果能不集体发作，就很好了。

谷歌既正常又耐人寻味的Doodle:中国四大发明

     韩寒是上海人，我也是上海人。所以，如果标题用上海方言，应该是：“韩寒到底老孪了阿里德？”。2010年的第一个周末，我在赶赴一个饭局的路上买了一份《南方周末》，头版报花右侧的醒目位置是韩寒专访的一段引子。那天的那份报纸因为事后喝多了而连同手套一块落在了饭店，报纸是三块钱一份，手套是地摊货，所以我后来没有为此感到惋惜。相反，因为那天趁清醒的时候把韩寒那篇专访看完了，反而感到那丢了的三块钱报纸具有了很强溢价性。

     《南方周末》我常看，却一直不晓得用怎样的词去形容这么一个牛逼的媒体（据说五六年前它更牛逼）。后来看了它对于韩寒的这篇专访，我总算悟出来，其实这个媒体在努力压低身段看中国，跟现在的韩寒特别的像。文章开篇就把韩寒捧了一下，称其为韩少（公司里一哥们儿一直叫我沈少……）。对于“少”这个词，它的解释是：风流自在，有品质，不乏味。我不知道韩寒怎么看，至少我觉得我那个同事是太抬举我了，我顶多凑合算不那么乏味。这个说明，《南周》多少还是有点捧过了。今天我网上一搜发现一个从未听说过的媒体《南国都市报》特别针对这篇专访文章写了一篇炮轰式的文章，没有任何干货，上来就是骂。我觉得《南周》应该不至于再发文进行唇枪舌战，未免太无聊了。媒体，多少还是会有媒体所独有的个性的，因为它背后是编辑，是记者，所以《南方周末》搞点有个性的采访还是可以理解的。

    话说回来，韩寒到底牛逼在哪里？2009年是很特别的一年，有媒体说这是公民社会元年。印象当中光“散步”全国各地就自发搞了好几次，有为化工项目的，有为磁悬浮的，也有为烧垃圾的。至于断手指、自焚那更是应当被铭记在中国社会史册中的。试想，2009年，连1989年出生的人都已经二十岁了，不少上不了大学的人都出来混社会了，这个社会能不发生一些变化么？当社会的普通成员们慢慢通过更多途径了解到这个社会的游戏规则后，这些沉默大多数当中的一些排头兵已经开始进行一些游击战了。韩寒就是这个游击队队长之一。

    遥想当年《三重门》刚引起轰动的时候，要想借到一本简直比登天还难。幸好当年一个死党哥们儿是个爱看书的主，我楞是在初中便通过借阅的方式读完了这本当年及其牛逼的书，同时也顺利完成了一次对中国教育制度的系统批判。其实，当年根本不知道何谓制度，但是觉得丫书里说的还真有点道理，更重要的是故事有意思。后来韩寒自己总结自己说话的特点，叫做“话糙理不糙”。十年过后，韩寒依然活跃在我们这代人的视野中，而且仿佛用一种更牛逼更上档次的方式：博客社会评论。那么，是韩寒比当年更牛逼了么？

    我觉得倒也未必。就像他自己说的，为什么现在不少媒体不再像当年那么批判他，而是正面赞扬他的公民意识。其实，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和他一样成长起来的八零后一代，一部分已经成为了媒体的从业者。而更重要的一个原因是，那些追随韩寒的人们也正是这一批刚刚成长起来拥有一点社会意识并且对现代网络规则熟稔的八零后一代。这代人往往被诟病是没有个性、流于中庸以及寂寞感泛滥的一代。其实，仔细想来任何一代人都有其独特的时代烙印，我们八零年代长大的人，开始只能看看动画片，之后又玩上了魂斗罗，等到该用心读书考试了又出现了星际争霸。一个随着电子游戏进化而进化的童年，着实是有着前一代人所没有的寂寞，当然也有着前一代人无可比拟的创造力。

    最后点题，其实韩寒还是挺牛逼的，但不像有些人吹得那样。我所不愿看到的是，当这个国家主要由我们这代八零后来管理的时候，韩寒就变成闷蛋了，媒体也变成闷蛋了。